圣雅各中学旧址，芜湖最有名的西洋建筑之一，现为安徽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管理使用。三幢带着异域风情的老建筑，随着岁月荏苒，越发显得沉静。
本期建筑可阅读@芜湖，采访了曾在圣雅各中学旧址读书，后又在此工作的两位芜湖人——今年80岁的戴端秀，在这里度过了初中和高中6年时光，1969年，她又回到这里任教15个年头；今年57岁的李老师，1979年在这里读完初中，1985年师范毕业后她回来任教至今。
在她们人生的长镜头里，每一个清晰的记忆片段，都有着圣雅各中学旧址的侧影。
建筑·记忆
来到阔别已久的校园，抚摸着老建筑的红砖外墙，谈及自己在这里学习、生活、工作的往事，戴端秀的记忆是那样清晰，似乎就在昨日发生，历历在目，娓娓道来。
戴端秀说，她12岁到18岁的青春年华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我是1941年生人，家住青弋江南岸。小时候，我有个小姨在青弋江北的培德女中读书（当时圣雅各中学旧址为培德女中）。记忆里，这个学校里的学生似乎与别处不太一样，都很漂亮、时尚。”1953年，戴端秀到了上初中的年龄，她懵懵懂懂地跟着一群小伙伴报考“远在江边”的一所“好学校”。当时，那所学校是自主招生，只办两个班，仅招100人左右。也真的有缘，一众伙伴中，只有戴端秀一人考上了——这所学校就是圣雅各中学旧址所在地、后来的芜湖市第十一中学。
就这样，12岁的戴端秀拎着小皮箱离开了家门。母亲是裹了小脚的，不能远送。她在家人充满担忧的目光中，一个人搭上一辆人力车，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学校。望见学校教学楼的第一眼，她说，“一颗心仿佛就放下了”，她牢牢地记住了它的模样。山顶之上，江水之畔，气派的红砖建筑散发着与众不同的气质，自己即将与它相伴，这种幸福和温暖深深地烙在戴端秀的记忆里。此后的几十年里，这栋建筑的模样从没变过，戴端秀对于它的亲切之感也始终一如初见。
“1953年我去读书的那年，学校叫安大附中；第二年改为安徽师范学校附属中学；我高中毕业的1959年，改名为芜湖市第十一中学。”圣雅各中学旧址包括三幢建筑，中间最高的是博仁堂，戴端秀说她们习惯喊为主楼；两侧是义德堂和经方堂。站在这三栋建筑的中间，戴端秀一边回忆，一边指着左手边义德堂二楼的一侧告诉我们，那就是她上高一高二的教室；等到了高三，就搬到经方堂二楼去了。“当初和现在，这几幢老建筑，几乎没什么改变。”尽管已经过去近70年，但戴端秀还记得很多在这里读书时的“小趣事”——“主楼一楼墙上，挂着一个大钟。有一次考试时，老师让我去看看几点了，我有点紧张，看了一眼就回来报告老师，却发现，居然看错了时间，搞得我羞红了脸。”“这几幢建筑当时全都被学校利用了起来，甚至于博仁堂一楼门口有个小仓库，都被学生拿来做暗房冲洗照片……”
采访中，戴端秀告诉我们，她对于这些建筑更多的回忆，是在回到这里当老师后。“1969年，我回到母校任教，直到1984年被调到另一所学校，在此工作生活了15年。”走进博仁堂，在充满年代感的西式建筑里，戴端秀讲起这段回忆，仿佛老建筑里到处散落着曾经的温暖和微笑——
“一楼的这个教室，我短暂地住过几年。当时我刚刚生完大儿子，原来住在山脚下一个小房子，夏天汛期时，学校把我安排到了博仁堂的四楼暂住。没住几天，因为楼上不通水，生活很不方便，学校就又把我安排到了一楼。就在一楼的这个房间里，我生下了我的第二个孩子。我记得当天晚上，隔壁的小会场还在举行教师大会，说话声我都能听见……”
“住在这里非常舒服，虽然是老房子，但冬暖夏凉。建筑的采光特别好，只要是晴天，走廊都洒满阳光，秋冬日尤其舒服。虽然是住在一楼，却一点都不潮湿，因为底下有很高的基座，有完善的通风设施。我在这住时，还曾养了几只鸡，有一天，鸡钻到通气孔里不肯出来，把我急坏了……”
“我住的这个房间内很精致，有着整栋楼里唯一可使用的壁炉。房间顶部的中间，有一个小小的挂钩，是过去用来挂欧式圆帐的。当时为了利用上这个挂钩，我还特意去找裁缝定制了一个圆帐……”
后来，即便不在这里居住了，戴端秀依旧在这里任教，每天频繁地出入这几幢建筑。“这几幢老房子，就如同我人生的见证人一般。”戴端秀笑着说，它们参与了她的青春岁月，眼看着她从学生成长为教师，观察过她尚在襁褓中的婴儿，任由她的孩子们在走廊上玩耍撒欢。“在我的心里，这些老建筑不仅本身很美，更重要的是，它们给我留下了太多美好的记忆。”甚至于说起儿子幼时曾被这里的百叶门夹到手指哇哇直哭时，戴端秀的脸上始终带着浅浅的笑容。聊起这个老建筑，就像是聊及她的一位老伙伴。
建筑·人生
英国作家、哲学家阿兰·德波顿在《幸福的建筑》一书中曾经探讨建筑的美学意义。他认为，建筑不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上的庇护所，“周围的建筑实际上对我们的所思所想具有深刻的影响”。
如今在安徽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任职的李老师对这句话非常有感触。她说，在圣雅各中学旧址读书和工作的经历，冥冥之中，影响了她的人生。“我1979年从这里读完初中后，就希望以后有朝一日可以回来工作。”站在博仁堂的南大门外，李老师指着东侧告诉记者，读书时她曾就读于这边的一楼教室；后来回来工作，她的办公室在二楼；再后来，她的办公室又搬到了三楼。“这三层，代表着我人生的三个阶段。”李老师说。
“我其实一直就住在狮子山下，但一直到初二，才第一次真正走进这几幢西洋老建筑。从那个时候起，我就觉得，我的学校真的太不一样了。”这种由建筑而激发的感受，并由此对它产生的情感，几十年来，在李老师心中越来越强烈。“年轻时候我只是觉得美，觉得不一样。后来我去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学校，越发感觉到我们学校建筑的优雅和美丽。”走在圣雅各中学旧址外的一条小径上，李老师坦言，她觉得自己一走进博仁堂，就觉得特别幸福。“前几年我一个弟妹从北方来看我，我带她来我工作的地方看看，她一看到这栋楼就满是羡慕地说——姐姐你太幸福了，能在花园一样的学校工作，在这么漂亮的国家级文物建筑里办公。”李老师说，过去交通还不发达、城市建筑还不是很多很高的年代，博仁堂的钟楼曾是芜湖标志性建筑，每次坐船回芜湖时，远远地望见狮子山上的钟楼楼顶，她就特别高兴——因为到芜湖了，更因为看到了母校。
“还有就是，我在这里读书时，一直觉得，出入这些建筑的老师，和这些建筑一样，都非常漂亮优雅、友好和善。”无论是人还是物，都给李老师留下美好的印象，所以她在高中毕业时直接选择了师范类学校。1985年，李老师得偿所愿，成为了她心里最向往的“优雅的老师”中的一员，并在自己最喜欢的建筑里办公。
实际上，戴端秀当年也有一样的经历。1962年她回到芜湖工作后，一开始在别的学校任教，但她心心念念着母校，于1969年回到了这里。这其中吸引着她们一定要回来的缘由，想来也是始于她们与这些建筑最开始的眼缘，始于人与建筑的相遇吧。
采访结束前，李老师讲述了她亲历的一个故事——几年前，一位东北口音的男子打通了学校的电话，说他的老母亲曾于解放前在此读过书，一直念念不往，希望可以回学校看看。但由于这位母亲年岁太大了出不了远门，最终，他决定自己前来芜湖替母亲圆梦。“站在博仁堂面前，这位身材高大的东北大汉，就对着那栋楼，一下子就跪了下来，说这是他母亲交代的。”这一幕，李老师说，在这里学习过、生活过、工作过的人都能理解这位老人的思念。
一个建筑，开始的时候必定是实用的，它的美也不过是与生俱来的天资。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在实用性和美学性之外，它会生出第三种意义，成为这个地方的一种精神符号。它仿佛是与这里的人一起，从这片土地中自然地生长出来，是我们不可割舍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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